2025年，英国媒体FT驻北京记者Eleanor Olcott与争议人物贺建奎有过多次面谈采访。本月中旬，Olcott完成此报道。知社对原文进行翻译，译文有删节。

　　在制造出世界上首批基因编辑婴儿后几个月，贺建奎先是成为了众矢之的，随后锒铛入狱。2018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他宣布了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学界同行迅速对其行为加以谴责，当局也对贺展开整顿——他的实验室被关闭，他本人则获刑三年。

　　出狱后，贺建奎鲜于谈及自己的狱中生活，只是勉为其难地提及：在中国，入狱者往往会遭遇一种“社会性死亡”。不过，当他在北京一家颇时髦的当代艺术空间款款漫步*，看起来却完全不像是一个被“封杀”的人*

　　*译者注：采访者声称于2025年春‌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偶遇贺建奎。

　　在他身旁，Cathy Tie正飞快地在手机上打字。这位29 岁的生物科学技术创业者身着一套剪裁考究的白色西装，身材高挑，甚至比贺高出一截。而贺尽管比女伴年长12岁，却仍是一脸未脱的稚气。贺与Tie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根据他们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他们当时已经闪婚。

　　贺建奎面无波澜地打量着墙上的抽象画，他似乎笃定：自己很快就能证明那些曾质疑他的人大错特错了。

　　贺建奎在2019年末入狱时，似乎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他起于寒微，却成功就职为中国一线城市某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铺就了一条前景光明的职业道路。三十岁出头时，他不仅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资助，还拥有一家发展良好的初创公司，其背后尚有国有资本投资。然而，他决定制造三名基因编辑婴儿的举动，终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了他的上爬之路。

　　贺建奎表示，他原本期待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为国家争光”。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孩子出生的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他被指斥为现实版的弗兰肯斯坦，一个因自我膨胀而擅自操纵人类生命的疯狂科学家。在一百多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他的实验后，当局随即禁止了相关实验。而当贺建奎在牢房中煎熬时，针对他的指控清单还在不断延长。斯坦福大学教授 Henry Greely 表示：“能做这个实验的科学家何止成百上千，但前提是他们得有钱且够蠢。”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评价，尤其是贺建奎本人。在狱中，他通过撰写自传打发时间，在书中他将自己构造成一个“伟人”——他至今仍将自己与爱因斯坦和曼德拉相提并论。在他服刑期间，世界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巨大变故。但贺建奎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激进思路，觉得自身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所设想的科学革命中拥有巨大优势。

　　出狱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贺建奎的努力屡屡受挫。由于不能出国，他起初听从他人建议，将重心放在主流的基因治疗研究上，并受邀到武汉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大学任职。但又因各种各样的因素，他被调离此处。尽管际遇不佳，贺建奎仍坚信社会最终会接受他的工作。他自比促成首例试管婴儿诞生的医生罗伯特·爱德华兹。“总有一天，我会获得诺贝尔奖，”他对我说。

　　纵使贺建奎曾恶名远播，时间也早已使他淡出中国的公众视野。但2025年初情况有了改变，他再度在网络上收获关注。在社会化媒体动态里，他急切地想要讲述一个有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或许是因为他察觉到围绕可遗传基因编辑的舆论风向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极具争议的技术通过对卵子、或胚胎细胞中的DNA做修改，以期实现诸如消除遗传性疾病之类的改变。该做法在许多国家被严厉禁止，但呼吁放宽该领域研究限制的声音正日益高涨，尤其是在美国，一些激进技术主义者和边缘生物黑客正在成为鼓吹该技术的主力军。

　　贺建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支持者，一个仍然相信他项目的人，这就是Cathy Tie。Tie成为了贺得以倚赖的秘密武器。Tie出生于中国长于加拿大，精于互联网运作之道，她几乎在一夜之间重塑了贺建奎社会化媒体形象。如今贺建奎的动态开始配上他驾车的照片，配文更是机灵地写上了：“Get in, Luddite, we’re going gene editing”（上车吧，卢德佬*，我们去搞基因编辑）。该配文改编自美国青春电影《贱女孩》中的著名台词：“Get in, loser, we’re going shopping”。然而贺建奎从未看过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在另一条他站在实验室里的帖子中，也附上了语气俏皮的配文：“我真为这破事坐过牢。”

　　译者注：Luddite，卢德分子，意指反对技术进步者。该词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蓄意捣毁新型纺织器械的保守分子。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话题走红，贺建奎自出狱以来首度重获流量。他立马尝试将这股势头转化为现实成果。4月，他宣布成立一家新的基因编辑公司Cathy Medicine，正是以Tie的名字命名。这样，这对自诩为强强联手的搭档，一个由离经叛道的科学和网红营销构成的奇怪组合，此刻正站在我面前。

　　我此前就联系过贺建奎，表示想对他进行一次采访。他当时只简短回复了附带条件：我必须在报道中将他称为“基因编辑先驱”，他才愿意接受采访。我拒绝了。如今，借着这次偶遇作为由头，我再次询问了他是否愿意谈谈自己的计划。这一次，他爽快地答应共进晚餐，唯一的要求是FT得为晚餐买单。

　　今年4月下旬，我们约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粤式海鲜餐厅进餐。在一间空旷的包厢里，我们别扭地坐在一张原本可容纳20人的大桌旁。Tie原本也打算出席，但她计划搬往中国，想先接来她的狗，于是在当天飞回了多伦多。代她参加的是另一位生物科学技术企业家，贺建奎向他咨询在北京建立实验室的相关事宜。

　　贺建奎看起来情绪高涨。他在英语和普通话之间切换自如，说他正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筹集资金，还提到他母亲也为此病所累。他设想先在中国和美国开展临床前研究，随后在南非进行人体试验，因为那里的监管环境可能会很快允许胚胎编辑。按贺建奎的说法，这样的变化至关重要。“生物学家非常保守，他们的最高目标只是观察世界，而从不觉得自身可以去改造它。但人体生来并不完美，我们大家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在那项至今臭名昭著的实验中，贺建奎使用了Crispr技术改变了胚胎的DNA。他给出的理由是，这可保护新生儿免于感染HIV。但医学有经验的人指出，早已有安全且成熟的技术方法可达成这一目的。他展示的资料也显示，他并未成功地对孩子体内的CCR5基因进行完全编辑，HIV正是利用这一基因进入免疫细胞。退一步讲，即便他编辑成功，HIV仍可通过其他途径侵入人体。更糟的是，许多人认为CCR5基因还在骨骼健康和抵御流感方面发挥作用，编辑它反而可能让孩子受害。而当胎儿早产并需要重症监护时，贺建奎却在公布消息时隐瞒了这一点，反而将其描述为“健康的婴儿”。

　　最后法庭裁定，贺建奎在缺乏充分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的情况下进行了该实验。他因无证行医以及伪造伦理审查文件被定罪。Greely在其书中称，贺并不具备从事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的资格，因为他在人体生殖、遗传学或基因组编辑等相关领域缺乏专业背景。我请他就此话进行评论时，贺建奎以一句咒骂作为回应，并拒绝进一步说明。

　　贺建奎仍然坚称批评者只是“嫉妒”他的突破，并说未来的实验将站在伦理和法律的一边。尽管未明确说悔意，他还是含糊地承认过自己是“操之过急”。相比之下，他更愿意谈论的是另一个致使他失败的因素，这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元凶：地理政治学。他对我说：“那（他的实验）代表中国做到了第一，美国并不乐见其成。” 他坚持主张，中国机构是在美国谴责他的成果之后才开始诋毁他的。

　　他表示，随着中国决心在竞争中超越对手，整体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他推断，一旦美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中国也会跟进。而他将准备好随时领跑。这位声名狼藉的科学家所预估的再受青睐的方式，实在令人很难来想象。但与2018年相比，全球对可遗传基因编辑的讨论氛围确实已经更加宽容。现任美国政府已公开质疑科学共识，另有多家美国初创公司正在着手推进可遗传基因编辑，鼓吹在遗传疾病发生之前就利用该技术进行预防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

　　席间，贺建奎满脑子都是Tie来华后的计划。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完成。Tie对他们目前位于北京郊区的住处并不满意，已指示他去寻找一套靠近亮马河一带的时髦公寓。但后来的情形并未如贺建奎所愿：今年5月，Tie带着她的狗从马尼拉转机返回北京，边检人员却拒绝其入境。Tie无法来到中国，贺建奎便想去找她，但由于种种因素未能成行。他随后前往昆明度假。

　　我是在他返回北京几周后与他再次碰面的。为促成与Tie团聚所做的努力已被证明是徒劳无功，贺建奎明显有些焦躁不安，与几周前情绪高昂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反复找借口离席，总是毫无解释地消失很长时间。

　　在回顾那一连串持续改写其命运的事件时，贺建奎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惧打破共识的人。他来自湖南农村，是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先是获得奖学金进入一所中国名校，随后赴美攻读研究生。作为“局外人”，贺建奎不断校准方向，寻找通往成功的最快路径。他从工程转向物理，又转向生物学。每一次转变都令人受挫。“你是研究生，却要和本科生一起上课，而且你还不如他们，” 他罕见地流露出一丝谦逊。每一次，他都选择了其认为最能最大化机会的道路。

　　2012年，生物化学家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等证明了Crispr能够适用于人类基因编辑。正是这一突破，最终引导了贺建奎的下一次转向。随着中国大力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他也获得了国家支持，在深圳某高校建立实验室，获得国家资助，并创办了Direct Genomics，这是一家开发单分子测序设备的初创公司。尽管有这样的成就，贺建奎仍渴望留下一些更加不可磨灭的东西。于是，在2016年，他开始追求一项他相信将改变世界的实验。

　　中国临床试验的平均成本大约只有美国或欧洲的一半。贺建奎花费了2000万元人民币（约280万美元）用于雇佣临床团队并支付试验费用，包括为参与者提供住宿，以及购买实验动物和设备。他说：“如果我在美国，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做这件事。”

　　他说服他人的主要理由是，该实验将有利于让中国领先美国。贺建奎将这样的做法称为“单刀直入”。但在匆忙之中，诸多环节被简化处理。他同时推进多项试验，无视关于分阶段、循序渐进实验的共识。他说：“按常规方式来，需要10年时间，而私人资金要求的是结果。”

　　为招募参与者，贺建奎通过一个HIV患者的线上社区寻找夫妻——这一群体根据中国法律被排除在试管婴儿治疗之外。他招募了七对夫妻，其中男性为HIV阳性、女性为HIV阴性，并以免费提供试管婴儿服务作为参与的交换条件。2018年初，其中一名女性怀孕。从贺建奎建立实验室到胎儿出生，仅仅过去了三年，这一时间跨度短得惊人。

　　谈及在狱中的经历时，他显得更为谨慎，称自己曾经承诺，即便是对朋友，也不会详细谈论那段经历。但他承认，在Tie出现之前，他出狱后的人生几乎只剩下被拒绝。他说：“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游戏，即便我已遵守了所有规范。” 他的科研经费申请被驳回，学术同行对他冷眼相待，他的犯罪记录也使他无法教授学生。“我的朋友们仍然认为我是个失败者，因为按他们的定义，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力。” 他说。

　　2023年末，一位共同朋友促成了他与Tie在武汉的首次会面。两人在大学的一间茶室里聊了一个小时的科学。“她欣赏我，”他说。但直到2025年初，Tie前往北京考察中国的生物科学技术环境时，两人才再次线下见面。

　　“她想来我的实验室学习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贺建奎说，“我们建立了一段浪漫关系。在武汉时，我就觉得她非常美丽、优雅。但那时还谈不上说浪漫。她来自加拿大，那是一个富裕而发达的国家。”他又以解释的口吻略作补充。

　　两人都决心通过激进的科学手段颠覆既有规范。Tie此前曾宣布过一个项目，计划通过基因工程创造会发光的宠物。他们都自认是“局外人”，因而得以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仅仅相处两周后，他们便向公众公布了关系，并展示了两人造型如DNA双螺旋的婚戒。但这段“婚姻”并未在法律上完成登记，他们当时也没公开说明这一点。

　　尽管两人一直处在分离状态，贺建奎对Tie的感情看起来是真挚的。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她给他打来电话时，他的脸上顿时亮了起来，低声对她说着鼓励的话，劝她多休息。

　　Tie在马尼拉等待的期间，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尽管她搬迁的计划被彻底打乱，她的语气依然平静，低沉的声音毫不动摇地审视着自己与贺建奎（她称其为“Dr He”）的未来前景。她告诉我，自己并未收到任何关于被拒绝入境的官方解释。自抵达北京以来，她一直勤奋地打造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形象。她的动态中既有名牌手袋，也有精心构图的北京餐厅照片，以及她与丈夫之间的亲密影像。

　　她对我说，“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些关注。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在Twitter上所做的，只是尽可能真实地分享我的经历。”Tie长期以来就容易被那些不走寻常路的人吸引。加拿大的加密货币神童Vitalik Buterin就是她的朋友之一。尽管她与贺建奎之间有明显的文化与年龄大小差距，两人在北京的关系进展却十分迅速。“他对我真的很好，很温柔，也很体贴。”

　　她第一次注意到贺建奎，是在2018年他发布震惊世界的声明之后。当科学界因其群情激愤时，Tie却有不同看法。“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这代表的不是止步不前，而是大胆的科学行动和锐进，”她对我说。而五年后在武汉的首次会面中，受挫的贺建奎向她谈起希望重启可遗传基因编辑研究的愿望。

　　Tie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她在多伦多求学期间就擅长科学，并在大学里创办了一家研究公司，致力于探寻癌症的遗传易感性。后来，她获得了投资人Peter Thiel资助的奖学金项目，该项目鼓励学生离开大学去创办初创企业。她也由此选择退学。此后，她尝试了多项创业项目，也曾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任职。但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程医疗企业Locke Bio度过的，她一直领导该公司，直到今年选择退居幕后。

　　在与Tie的这次马尼拉通话里，她的态度依然乐观。她认为她和贺建奎终会重聚。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两人还参与了迷因币“$Gene”*的推出，说是用以资助贺建奎的科研事业。他们通过视频通话保持联系，彼此更新各自的日常、饮食细节以及那些原本期待一起进行的生活仪式。然而，在菲律宾首都滞留了几天后，Tie就为自己和狗订了返回多伦多的航班。

　　译者注：迷因币，或叫“模因币”，是一种源自网络文化、带有社区和娱乐性质的加密货币。其价格完全由市场情绪和炒作驱动，常有瞬间暴涨暴跌。

　　今年7月24日，Tie 在 X 上发帖称她与贺建奎已经分手。他们那对钻石双螺旋婚戒也被挂出出售。这段关系迅速结束，正如其开始一般突然。

　　如今，Tie已经在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她搬到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基因编辑企业，将自己定位为贺建奎理念的继承者。她和记者说，自己受到这位中国科学家激励，尤其是他那在入狱后仍坚持进行可遗传基因编辑的决心。她的下一项创业计划Manhattan Genomics，旨在通过动物试验证明可遗传基因编辑的安全性，从而推翻美国对胚胎编辑的禁令。该计划的联合发起人 Eriona Hysolli，曾参与过另一个意图复活猛犸象等灭绝物种的初创公司。

　　很快，Tie自己也完成了一次“重生”。她发布了一段剪辑精良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她作为“Biotech Barbie（生科芭比）”这一角色苏醒过来，而旁白则对Manhattan Genomics 大加赞美。画面华丽，但对科学细节着墨不多。

　　贺建奎是通过社会化媒体得知前任这些计划的。我们不久后谈话时，他称自己这才意识到以前低估了她的野心。他说：“我教了她很多。”

　　我与贺建奎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8月，位置是北京郊外的一栋租赁别墅。他要求我不要透露具体地点，并指示我先在距离别墅不远的一家麦当劳与他碰面。这一次，他身边多了一位健谈的立陶宛实习生，妆容浓重；还有一名沉默寡言、体格敦实的年长男子，被介绍为他的保镖。我们参观了这栋空旷的别墅，里面摆放着镀金塑料家具、风格夸张的中国山水画以及仿水晶吊灯。除了一只高尔夫球包、几份零散文件和一台咖啡机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私人物品，呈现出一种四处漂泊的单身汉生活状态。

　　那位实习生刚接受过一次中国茶艺的速成培训，于是我们喝着白茶聊天。贺建奎承认，对与Tie的关系以这种方式结束，他感到尴尬。他说：“人们在嘲笑我。” 他也承认，这让他在中国的处境更为复杂。但他仍坚持觉得自身还有出路。他声称，一位知名的美国投资者正准备资助他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家专注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新实验室，但在我的进一步追问下，其细节便变得模糊起来。

　　他还向我讲述了一些新想法：他计划推出一种密码货币，可直接向追随者众筹科研经费。那名实习生被安排去研究怎么样发行新的代币。不过，一方面，密码货币在中国已被取缔；另一方面，贺建奎此前已经与$Gene迷因币联名。一名线上经纪人利用他和Tie 的知名度为该资产造势，而作为交换，经纪人也给他们俩分配了一部分迷因币。贺建奎抱怨说，这些利用他名字筹集的资金他实际无法支配。Tie一并控制着这些迷因币。但Tie表明了自己从未从中获利，而且贺建奎也从未向她要求过这些迷因币。

　　看起来，贺建奎在他所声称开启的下一阶段科学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正慢慢的变小。他仍被过去的重量和当下的限制所束缚。

　　在他的反思中，最大的缺失是因实验降生的胎儿。当年他曾公开承诺支持他们，包括“如果由基因编辑引发任何并发症时，将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当我问到这项承诺是否仍然有效时，贺建奎回答说：“等他们到了18岁时，我会非常成功。”但这种自信与他目前的现实境地，显然并不匹配。

　　在返回麦当劳的车程中，他的车载音响里播放着一首流行的中国说唱歌曲。歌手用戏谑的语气向年轻人传授高考作文的秘诀：要“构建情感”，使角色丰满，要“留出空间”，让角色成长，最后要“暗示角色的命运，真相终将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