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印发新修订的《专业方面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两个《规定》明确，两类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应当遵守从业限制规定，原所在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依规定加强对其离职从业行为的管理监督。

  对此，有人可能不太理解，如今，人员流动已是常事，公务员辞职也不稀奇，难道走后还不能拥有“择业自由”了？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说，确实如此。从《公务员法》，到《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再到《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均对再就业的领域、时限等做出了规定。此番新修订的两个《规定》，吸收有关法律和党内法规最新规定，加强完善了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种从严从紧，其实很有必要。

  2022年，“逃逸式辞职”这一新概念得以明确。2023年以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都对其有所关注。格外的重视的背后，正是一种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冒头——

  比如，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巡视员邱平，54岁时申请提前退休，6年后主动放弃退休待遇。如此选择是为哪般？3年后，谜底揭晓。原来，邱平退休后，在一些信息科技公司“再就业”，为这一些企业开展网络风险防控出谋划策，光顾问费就拿了320余万元。

  又如，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于54岁时辞职，一个月后加入地产公司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近4年后被查。处分通报称，黄曦在职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

  再如，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在位时为不法商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行贿人通常不马上兑现，直到其51岁时申请提前退休，转而开始经商当老板。那些昔日积累的赃款“期权”，由此开始一一兑现。

  从中可见，逃逸式辞职的主要特征，就是官员在离职后迅速实现政商角色转化。一方面，积极发挥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人脉、影响力，为企业大搞“公关”，规避风险，谋取不合理利益；另一方面，以辞职为掩护，逃脱所谓的条条框框，大肆收受过去约定的好处。政商旋转门既为腐败疏通了渠道，也会破坏市场秩序。一个典型案例，是通过内部关系给予不合乎条件的企业利率优惠或贷款，不公平现象是对别的企业的极大伤害。

  事实证明，腐败问题不仅有几率发生在任期间，也有几率发生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之后，强化全周期管理很有必要。持续加码的法律和法规，就是要将辞职后的干部与其过去岗位的影响力范围隔绝开来。

  但诚如前文所言，“逃逸式辞职”情况复杂且线索隐蔽，在健全法律和法规的同时，有关部门不妨及时从基层探索中汲取经验、优化制度。比如，严把离退关口，对申请人员进行廉政鉴定，看看有无相关的违纪违法线索；加大离任审计力度，深化纪检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贯通协同，防止带“病”离职或退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数据联通与整合过程中挖掘隐秘线索，等等。

  说到底，离职并非离管，退休并非着陆。一旦触犯党纪国法，谁都免不了被“秋后算账”。这是守护清风正气的必然，也再一次提醒所有党员干部——当官发财两条道，脚踩两船迟早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