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2010年，曾三任民政部慈善司司长，在民政部有20年工作经验的王振耀宣布辞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从“政府”到“民间”，从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王振耀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但公益事业仍是他不变的追求。

  蔡定剑。被誉为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的蔡定剑教授，近日溘然与世长辞，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哀思。我们熟悉的蔡教授是为中国改革奔走疾呼的宪法学学者，但他也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长达十多年，最后官至副局长。2004年，蔡教授弃官从学。

  叶澄海。1985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叶澄海弃官从商。他先后从事过纺织丝绸业，生产过电子印钞机，最后，选择医药行业为最终发展趋势，并创立了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该公司成功上市，上市首日即成“最贵”医药类股票，而叶澄海本人也由此成了亿万富翁。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1992年下海之前，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副局级)。随后他辞职创办了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从学者到商人，从创办嘉德国际拍卖到建立泰康人寿，前后十余载，陈东升完成了多重角色的转换。而今，泰康被评为国内资产质量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

  近年来不断有官员进行华丽转身，可以说，当前，官、产、学三者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并将慢慢的变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官员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在这种趋势下，哪一些问题可以让我们关注?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样一个职业还是选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在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以及商界名流通过一扇看不见的“旋转门”，不断进进出出转换着自己的角色，比如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宣布离职后随即加盟华尔街上的高盛公司。实际上佐利克到国务院上任以前，就曾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

  实际上，“旋转门”现象也正在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景象。2010年，民政部原司长王振耀任职北师大引起广泛关注，而两年前，万钢、陈竺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分别出任了科技部和卫生部部长，正在开启一个学者从政的新时代。

  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的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在中国，“旋转门现象”也已成了一种非常关注的社会现象。中国政府的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任职高校，同时，很多高校的教授任职政府官员。

  从宏观层面来说，此现状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环境变化的结果，具有某种必然性。从制度而言，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表明中国传统、封闭的官僚体制已经被打破，公务员职业的永久性和稳定能力传统被打破，官、产、学三者之间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干部制度改革对官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承受的工作和心理上的压力较过去增强;另一方面由于腐败和制度的不完善使从政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官员离开官场，进入学界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渠道。从文化上说，由于社会提供了发挥个人天赋和成长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空间，“官本位”的行政文化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明显的变化。此外，大学也因这些有着管理经验的干部的加入而融入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其管理方式、学术环境和整体氛围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微观层面而言，官员到大学任职，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开始走向多元，更多地从自己的兴趣和个性出发来重新选择和定位自己，同时愿意经历不同的人生历程。当前的中国政府官员大多有比较好的教育和知识背景，很大一部分官员拥有博士学位，具有较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所以能直接参与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特别是在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领域，具有较强的经验优势。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进步，也是官员选择进入高校的基础和资本。另一方面，到学校任职的官员，特别是一些高官，通常都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见多识广，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具有一般教师所没有的实际经验。他们不仅能激发学生的热情，还能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官员到高校任职，在学界与政界之间以某种形式形成良性的人才互动机制，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更有助于学术研究和人才教育培训。一些官员多年的从政经历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视野和出色的管理能力，退休或离职后到高校任职，可以使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官员通常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政府管理经验，很强的学习能力。通常他们通过短期的学习、培训和提升，就可以很快适应高校的工作。从这一角度来说，官员高校任职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

  当然，官员任职高校并非没有争议，影响也相当复杂。官员到大学任职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官员到高校做兼职教授;二是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到高校任职;三是政府委派官员到高校任行政领导职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官员与高校之间的“利益交换”问题的确不可避免，这一问题通常存在于官员兼职或退休后到高校任职的现象中。通常，高校欢迎在职官员到高校兼职或者退休、离职官员到高校任职，除了看重其社会实践经验之外，还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影响力。在任党政官员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他们会运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在行政资源分配方面向所兼职的高校倾斜。退休或离职的官员会以其知名度扩大所任职高校的影响力，会利用其在任时积累的人脉资源为所任职高校带来实际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交互是双向的，在职官员到高校兼职，能够得到学者型官员的美誉，还可以以兼职授课的名义，或搞课题，或担任硕导博导，从而“名正言顺”地获取丰厚报酬;退休或离职到高校任职官员能延续其职业寿命，既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又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此外，官员到高校兼职和任职，客观上会导致高校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通常到高校兼职、任职的官员手中都掌握一定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或者有着影响公共资源分配的能力。这样就会使高校与高校之间的竞争不是教学和科研实力的竞争，而转化成一种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竞争。显而易见，有着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从高校内部培养起来的具有教学科研能力和经验的高校领导在外部资源竞争方面不可能与兼职、任职的官员相比，从而诱使高校领导不注重内部管理，不注重大学精神的培育，而把精力放在外部关系维系与拓展上。

  最后，政府委派官员到高校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现象更复杂，这样的做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会导致高校行政化的趋势，进而影响大学的独立性。政府部门主要的职能是行政管理，政府官员的首要职责是治国理政;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教学研究，高校领导的职责是育人创新。尽管高校也有内部的行政管理，但其基本精神有别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治国理政重现实性，育人创新重理想性。高校不仅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科学研究创新的职能，同时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引导社会朝着理想的目标发展。政府机关的领导首先是管理者，高校行政领导首先应当是教育家，其次才是管理者。由政府部门作为解决官员人事安排、依照官员任职条件选拔出来的学校领导，其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一味强调行政级别，以政府官员的标准来选拨高校领导，不注重高校自身发展规律，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加重学校的行政化色彩，使高校失去独立性，进而影响高校的发展。

  作为一种人才交流互动现象，官员高校任职如同官员“下海”一样，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其的管理，防范有几率发生的不良后果。对官员到高校兼职现象的非议，其实反映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和法规的缺位及监管空白。

  公职人员因握有公共权力，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影响社会公平竞争。而公职人员到其他机构兼职不仅涉及是否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公务活动上，同时也涉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问题，为此很多国家建立了官员兼职与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原则上公务员不得兼任社会和私人性职务。再如美国197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进行一定时期的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定时期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但这些制度由于缺乏处罚性的规定，并没有正真获得严格的执行。目前官员在高校兼职、演讲等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规范的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制度，限制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与影响力为所任职高校谋取利益，同时还应对官员高校任职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

  官员的任免，国家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一定要具有必要的条件，经过严格的程序，否则就是违规操作。同样，教授的职称，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资格任定。官位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其有没有到高校任职资格的依据。(闫昱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样一个职业还是选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人们对官员转身当教员这件事，除了这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之外，还要做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不是从体制内传导出的某种信息?

  根据我的分析和了解，其实很难用一个原因解释所有告别官场去大学从教的人的想法和缘由。大体可从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来考虑：

  公务员相对狭窄的发展空间与大学较宽阔的事业平台之间的关系。公务员是属于岗位管理范畴的专业性工作，一旦确定了岗位，就需要在一个比较单一的环境中工作相当长时间;大学教师则属于事业管理型的工作，时间上的弹性、工作性质的灵活性和工作内容的自主性都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公务员拥有了高学历，他们在接受大学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教育的同时，也悄然在心灵深处营造了一片独立的园地。而这种人生意义理解的丰富性与机关比较枯燥刻板的工作有时会演化成为理性的冲突，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思索，有些官员就会作出大胆的决定。这可以看作是“事业”之选。

  市场经济对人的观念产生的冲击与泛行政化回潮、“官本位”意识强化之间的关系。市场的本质是一切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面前难以保持其特殊的性质，社会多元的评价机制显得苍白无力，体制内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也容易“归零”。即使客观上在一些利益调整方面采取了事实上的强化体制作用，也难于抵抗市场的消解，部分人对泛行政化回潮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试图挣脱体制束缚，展示经济的张力。这可以看作是“利益”之选。

  未来的理想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士年轻时都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无限憧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到中年，理想化的东西开始减少，考虑现实的需要成为主流，改善生存状态的努力往往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念头。于是理想开始分化，理性开始回归，自我意识更加清醒。到国有企业去，取得高工资，固然好，但未必能圆此梦，毕竟自己的去向还掌握在领导的手里，不一定想去就能去。那么，就选择自身可以做主的地方吧，大学便成为不错的选项。这可以看作是“无奈”之选。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准或一种价值体系来看这件本身就是由多方面问题导致的现象。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对待职业的开放心态和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官员，首先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和教员、医护人员、勤杂人员一样，都是社会上五花八门职业中的一种。现代社会的“官”，与封建时代是全然不一样的。古代的官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群体，现代的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因此，把公务员选择的自由交还给他们自己，是历史的必然，而公务员也有了重新选择的勇气，这是时代的进步。就客观现实而言，大学很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去从教，特别是中文、文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就是官员到大学工作的广泛社会基础。只要有社会基础，就会有市场需求;有了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铁律。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变化，就使官员的转身在一定意义上合乎逻辑——不是说一定会演化成为潮流，也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人这样做，但出现一些人这样选择绝对是不足为奇的。

  从克服“官本位”和促进人才流动的意义上说，我们宁肯希望官员转换身份这件事情成为常态。那么，如何促进其积极层面作用的发挥，减少其负面影响，则需要从多方面下力气。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政府应把可以取消或减轻的管制尽量取消或减轻管制力度，把可以放给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己管理的权限尽量放出去，使之与逐步实现的管理层级压缩减少和管理组织架构的扁平化同时推进，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

  严格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并开启“出口门”。要逐步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公务员分类管理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这对于拓展不同类别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公务员的专业方面技术类、行政执法类职务序列中，还可以引进大学等机构中的专业人才，有的可用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办法来管理，有的具备条件就可以直接转为公务员。由此，逐步形成国家机构中的公务员与其他身份人才的双向互动机制，实现增强专业身份意识与淡化“官职”身份色彩的统一。

  要为官员适度合理转换工作岗位确定相应的具体规则。“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国家机构是一台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大型机器，其中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有其固定的位置，每个齿轮都要按一定之规来运转，才能发挥其整体作用，也才有其个体存在的价值。所以，不是谁想离开谁就可以甩甩胳膊随便离开的，需要对离开国家机关的人实行准许制度、审查制度。比如很多公务员接触国家机密，需要规定一定的解密期限，在此期限内不得调离，以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高小平 作者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卸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受聘于大学在国际上屡见不鲜，尤以美国最为活跃。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哈佛大学第二十七任校长，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美国多所大学中出任访问教授，曾在多届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莱斯利·伦科夫斯基在印第安纳大学重新拾起了教鞭，曾任小布什政府环境保护署副署长的吉姆·巴恩斯回到了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环境法课程。

  乍一看，美国的大学与政府官员之间似乎有着频繁而又紧密的互动关系，根据“仕而优则学”的道理，卸任官员可以轻易地在大学里获得教职(即使不是正式的，起码也是访问教授或兼职教授)，越是大牌的官员就越容易获得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职位，甚至是一校之长。然而，当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向哈佛大学提出教授申请时，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母校拒之门外。作为一所世界级名校，哈佛大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拒绝高官，还可以通过不信任案将校长萨默斯赶下台，而其勇气的来源，在于美国成熟而完备的教授聘任与高等教育体系。

  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学校的经营管理与对外事宜(包括聘用校长)都是由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处理，董事会的成员几乎都来自校外，完全不会干涉校内的学术活动，而校内的学术研究则由教授具体负责。虽然终身教授的选拔与聘任最后要经过校长与董事会的同意，但他们很少会反对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了这一过程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反过来，由于院系和专家委员会的存在，掌握校务管理大权的董事会也无法轻易地插足教授的人事管理和变动。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任何一种涉及内部人管理的制度都无法抵御金钱的腐蚀，大学的董事会亦是如此。董事会中有大学的主要捐资人，他们会将大学看成自己的私人财产而肆意干涉其学术自由。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以杜威等人牵头，美国的大学教授们于1914年联合成立了大学教师协会(AAUP)，以保障大学教授和教师的工作与学术自由。该协会发表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宣言》，旨在“促进公众对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都以为，“高等教育制度的目的是确保公益，而非教师个人或该制度自身的利益。公益依赖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展示”。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颁布过一系列保证学术自由的具体办法，并通过法律和舆论手段，有效地保护着自由学术免于国家或校董事会的侵害。

  在美国，与卸任官员可以自由申请大学任职一样，独立的教授聘任与评级过程作为一项自由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但却为全社会所认同，社会上下对学术自由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美国社会有着警惕国家与政府滥用权力的传统，从而拒绝官员过多地涉足学术自由领域。但如果我们考察国家——社会关系更为紧密、官僚体系更为发达的国家，比如法国，就会发现，那里的学术自由比美国有增无减。巴黎政治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公务员和政治家，却没有哪位非学者出身的官员能回到那里成为教授。与美国一样，只有当一名学者型的法国官员卸任以后，他才有机会返回曾经授课的大学，重新拾起教鞭。更有甚者，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在卸任之后，只能去加拿大魁北克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由此可见，以学术而非官职为准绳的学术自由能超越具体的政治或社会环境，成为推动教育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我们从美国等西方国家特殊的教授聘任和高等教育体系出发，重新审视本文开头的各色“官员教授”时，不难发现他们任职任教的一些特点：

  除绝少数确有大学治理能力的官员出任大学校长、院长等领导职务外，一般卸任官员都只能当大学普通教师。

  教授级别的高低，依据的是学术成就与能力，而不是官职大小。萨默斯在出任政府官员之前早已是闻名全美的经济学家，年纪轻轻就评上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在辞去校长职务之后，他目前仍是该校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讲座教授。同样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以及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并在卸任之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一职。官职明显低于以上二人的伦科夫斯基，也因其在慈善政策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受聘成为讲座教授。与他们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基辛格，他的学术造诣早已为世人熟知，并曾担任过哈佛的教授，只是这次耍了大牌，想白拿一个教授头衔而不上课，遂遭校风严谨的母校拒绝。

  所担任的教职与其政府任职时的工作紧密关联。卸任政府官员获聘于大学，除了学术能力的优势之外，还能为研究和学习带来更具体切实的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内容，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无论是从学界通往政界，还是从政界回到学界，他们都没放弃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熟稔环境法律与政策的巴恩斯，重新再回到了他曾担任院长的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并在这一职位上继续为美国的环境管理与保护献计献策。专业出身的赫德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兽医医学学院继续他在动物诊断和药物开发方面的研究。

  多为学者型官员，而非纯粹的官僚。非学者出身的一般只能获得荣誉教职，很少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授。但戈尔是一个特例。他能在同一年里在四所不同的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足以证明其学术能力和资源得到了美国学界某一些程度的认可。当然，他本身也无意成为老师，传播理念与宣传造势才是作为一名政客的他想通过访问教授的身份所获取的东西。

  此外，兼职教授与访问教授虽然对其学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相比来说较低，但不能是一个毫无研究能力，只有一点实践经验的前官员。因为他(她)需要在所兼职或访问的大学完成合同约定的上课或研究义务，而不是空挂一个头衔。

  除了校长的人选多由校董事会决定外，任何级别的教授聘任或评级权力都掌握在由不同学科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手上，这是一项基本的学术自由权利。另外，在任官员严禁在大学兼职或受聘访问教授。

  近年来的中国，虽然学者进入党政系统出任官员的事例不少，但也有不少在职或刚退休的官员进入大学任职或任教，而且，这样的一种情况似乎越演越烈。借鉴国外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某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的实际，我们大家都认为，若能够采取下列有力措施，就非常有可能充分的发挥中国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正向作用，尽力克服中国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负向影响。

  除了原先就是高校的专家学者，之后才去党政机关任职的部分官员可以出任高校的校院领导外，应从制度上禁止没多少学术经历和学术水平，不了解、不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纯粹的党政官员在职期间或离退休后出任高校领导;对于有相当丰富的实际在做的工作经验和某些领域的业务工作上的能力，但专业理论和知识不够，学术水平较低的官员可以允许其在大学作兼职教授与访问教授，但不能让其担任专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