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的行政当局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大换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

  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四年，很多卸任的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

  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对于智库而言，“旋转门”机制所带来的政府官员与智库之间的人际关系网使智库虽然在政府之外，但却与政府内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直接渗人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具体而言，“旋转门”机制的重要功能大多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于美国智库而言，所谓人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指智库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依靠人际关系网影响政策制定。人际传播一般会用的方式和渠道有：在政府中直接担任官职；在总统大选期间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政策顾问；给政府官员直接打电话，或者邀请政策制定者参加私人午餐、内部会议；保持与国会议员的密切私人关系；邀请前政府官员到智库任职等。而“旋转门”是人际传播方式得以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通过“旋转门”，人际传播的网络才得以形成，美国智库才可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做沟通，进而影响到政策制定。

  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中曾任国务卿的有十多人，曾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或副部长的有数十人。约有54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曾被邀加人卡特政府。而外交关系委员会也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孵化器。

  智库学者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纵横交错的人际传播网络，使美国智库成为发挥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这也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所说的“著名政治人物和智库在一起为智库的专家们开辟了多种渠道”。

  在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期间，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PPI)为其设计了竞选大纲，该所多名成员被吸纳进竞选班子。竞选成功后，美国进步中心总裁约翰波德斯塔被委任为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其他很多学者也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克林顿不但在竞选期间依照PPI的政策建议，在进人白宫之后，他把很多PPI的政策建议付诸实施。进步政策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克林顿政府设计了《变革方案》，提出了一整套复苏美国经济的政策方案，其中很多建议为克林顿政府所采纳，为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贡献。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副总裁盖瑞萨默曾经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美国智库最独特的功能就在于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而这种功能是通过“旋转门”机制得以实现的。”事实上，盖瑞所说的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反映出“旋转门”所承担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功能。

  通过“旋转门”，美国智库不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使“在野者”的知识由“入朝”转化为权利的通道和可能性，也为前任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再次“入朝”的机会和平台。

  美国智库为学者们提供了与政策决策者进行紧密接触的舞台和进行政策研究最佳环境，使他们不但了解政策研究，还了解政治现实。对此，肯特韦弗认为“智库作为政府人才供应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精英渗透的结果。不像大多数议会制度，美国的内阁部长们并不是完全由议会的政党会议产生，高级部门官员也并非大多数来源于政府部门。

  有许多途径来获取这些政府职位，很多职位在政府换届时需要填补，还有一些前政府官员从政府部门轮换下来但希望继续涉足政策制定。智库天然地适合这样的美国政治体系。”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

  卡特总统曾吸纳了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少数几个“自由”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而里根总统大量启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来实施他保守的议程。

  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2007年成立于华盛顿的小型思想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有超过十位政策专家获得奥巴马政府与外交安全相关的职务，如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通过“旋转门”，掌握大量专业相关知识的智库学者们成功地将知识转化为“权力”。

  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学者进人政府之外，也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人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人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曾于2002—2006年间任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的包道格博士，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

  美国智库之所以乐于聘用这些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可以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更有助于思想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就是，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再次“旋转”的环境和平台。在美国智库里，除了大多数资深学者和前任政府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精英，他们把智库视为一个通往白宫或者国会的“旋转门”，试图在这里积累政策经验和人脉，从而成长为明日的政治明星。

  美国智库作为一个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摇篮，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像传统基金会的“青年领袖计划”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向年轻精英的会员项目都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政策人才。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是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崭露头角，从而成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政治人物。

  二轨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作用。从某一种意义上而言，“旋转门”所产生的政府与思想库之间的人际传播网络和巨大的政策影响力赋予了智库特殊的外交地位和角色。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智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智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在访华之前，通常都会选择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进行前期演讲，并且选择一家智库来打前站。智库则带着访华的一些议题与中国各方面做接触，试探中国的态度，在掌握各方情况后，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作充分准备。